我家三代从业于农信,姥爷、妈妈和我。

记忆里,姥爷的农信是大山夹缝里一方矮矮的土坯房,对面是长满落叶松的连绵青山。阳光从窄小的窗户透进来,一路穿过涂着绿色油漆的木质窗棂和冰凉的铁栅栏,带着飘飘洋洋的微尘,斑驳地照在一张老旧的办公桌上。山里的冬天很冷,营业室用一个汽油桶改造的煤炉取暖,但即便是火烧的很旺,在营业室坐上一天仍然会冻到跳脚。印象中,姥爷总是披着一件军绿色的棉大衣伏在办公桌上,打算盘、看账目,算啊算啊,冷了就把手放在嘴边呵一呵气,累了就抬起头捏捏后脖颈子。偶尔有村民来取款,姥爷便走到一个笨重的翻盖木箱前,用近两寸长的铜制钥匙打开箱子上的锁,从里面拿出一把一把的钱。钱的面额记不清是多少,但总是从大到小依次整理的整整齐齐。

记忆里,妈妈的农信是小镇三岔路口的一幢二层小楼,小楼外的花圃里种着或红或粉的大丽花,盛开的时候娇艳美丽。营业室里一字排开的三张木质办公桌上,铺着绿色绒布,又压着一整块玻璃板,玻璃板下面是画着各种表格的纸,有时还有几张照片。办公桌上总是放着很多长长的白色纸条,那是用来捆现金的,又硬又脆的纸条经常会把妈妈的手割出深深浅浅的血痕。每年12月末到次年1月初的一个多星期,妈妈就会“神秘失踪”。每当我吵着想妈妈时,爸爸就告诉我,妈妈年终决算去了。有一次爸爸实在被吵的烦了就带我去找妈妈。还没进营业室,一阵噼里啪啦的算盘声就传了出来,非常好听。走进营业室,只见妈妈伏在满桌的账簿和报表中,时而打算盘时而写写划划,两只眼睛虽疲惫却透着专注。

我的农信是从县里规模最大、设备最先进的营业部开启的。明亮的落地窗和防弹玻璃,阳光总能无死角地照进大厅;全电脑的无纸化办公,营业室里再也不见了堆积如山的账表;智慧柜员机、ATM机、网银终端机......智能机具充实着大厅的每一个服务区域。我的办公桌高档大气,桌面上摆放的电脑、打印机、捆钞机就是我工作所需的全部工具。我不再需要终日伏案计算、记账,也不再会被捆钞纸把手割的伤痕累累,算盘虽然也会练,但那也只是作为忙碌之余的爱好。办公桌下面安装了最新式的保险箱,输入密码,伴着悦耳的“滴滴”声,保险箱门自动打开。

我的窗口放着一盆绿萝,叶子青翠欲滴,工作之余我总会盯着这盆绿萝看,它让我想起那方土坯房外的青山和二层小楼外的大丽花,它们永远都那么生机勃勃,就像我家三代人走过的农信之路。（交城农商行　杜晓丹）